中国生育报告：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

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，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。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，生育意愿大幅降低，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，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……

中国生育报告：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

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，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，2018 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 1500 万以下，即减少 13％以上，总和生育率降至 1.5 以下。2016 年“全面二孩”放开后，出生人口攀至 1786 万、创 2000 年以来新高，但 2017 年就降至 1723 万，2018 年将大幅下滑。从已公布的部分地方情况看，2018 年 1-6 月江苏省出生人口同比减少 13％；山东省 2017 年出生人口约占全国 1/10,2018 年上半年烟台市、潍坊市、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 16％、18％、22％；1-11 月青岛市户籍出生人口同比减少 21％。

我们呼吁，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，让更多的人想生、敢生，提升总和生育率到 1.8 左右。

摘要

中国 70 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：人口危机临近。

1）生育政策演变：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，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。

1949 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：一是 1949-1953 年鼓励生育阶段：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。二是 1954-1977 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：从节制生育到“晚稀少”政策。三是 1978-2013 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：独生子女政策、“一孩半”政策、“双独二孩”政策。四是 2014 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：从“单独二孩”到“全面二孩”。

2）生育情况演变：生育率走向低迷，全面二孩效应消退，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。

1949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，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代之前的 6 左右，降至 1990 年的 2 左右，再降至 2010 年后的 1.5 左右，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。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，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，2018 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 1500 万以下，即减少 13％以上。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，2030 年 20-35 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 年减少 31％，其中 25-30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 44％；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，预计 2030 年将降至 1100 多万、较 2017 年减少 1/3。与国际相比，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，当前不仅远低于 2.45 的全球平均水平，还低于 1.67 的发达国家水平。

3）低生育率影响：人口即将见顶，老龄化加速，剩男问题日益严峻，人口红利消失。

中国人口将于 2024-2031 年前后见顶，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。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，人口年龄中位数从 1980 年的 22 岁快速上升至 2015 年的 37 岁，预计 2030 年将升至 43 岁；2017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 11.4％，预计到 2050 年达约 30％，届时每 3.3 个中国人中将有 1 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，养老负担日益加重，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。出生人口性别比 1982 年开始逐渐失衡，特别是在 1990-2010 年期间一度超过 120；“剩男”问题日益突出，2015 年已超 2000 万，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，9 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，到 2040 年“剩男”规模或达约 4000 万。15-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 2010 年达峰值，人口红利消失，中国“未富先老”；消费受人口结构冲击且消费结构的“银发经济”特点将日益突出；主力购房人群 2013 年达峰值，房地产投资已过长周期拐点。

为什么不生？——生育基础削弱、生育成本约束。

1）生育理论：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，再到成本约束。

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，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：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，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，总和生育率多在 6 以上。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，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，总和生育率从 6 以上降到 3 左右。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，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，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，总和生育率大致从 3 降到 2 左右。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，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 2 以下，低于意愿生育水平。

2）晚婚晚育、单身丁克、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。

中国结婚率 2013 年见顶后持续回落，离婚率持续攀升；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，1990-2015 年平均初育年龄从 24.1 岁推迟至 26.3 岁，主要初育年龄从 20-27 岁推迟到 22-29 岁。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，“剩女”规模快速增加至约 600 万，且约 6 成在城市，学历越高“剩下”的概率越大。此外，丁克家庭、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。

3）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、养老负担、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，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。

房价快速攀升，2004-2017 年房贷收入比从 17％增至 44％；教育成本明显攀升，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，1997-2017 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 95％降至 44％。医疗费用持续上升，1995-2017 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 22.4 倍，远超可支配收入 9.2 倍的涨幅。中国独生子女约 1.8 亿，“四二一”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。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，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