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辣木君辣木君  2019-01-07 11:26 来源:辣木好 隐藏边栏 |   抢沙发  103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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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,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,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。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,生育意愿大幅降低,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,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……

 

中国生育报告: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 绅士阅读

中国生育报告: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

 

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,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,2018 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 1500 万以下,即减少 13%以上,总和生育率降至 1.5 以下。2016 年“全面二孩”放开后,出生人口攀至 1786 万、创 2000 年以来新高,但 2017 年就降至 1723 万,2018 年将大幅下滑。从已公布的部分地方情况看,2018 年 1-6 月江苏省出生人口同比减少 13%;山东省 2017 年出生人口约占全国 1/10,2018 年上半年烟台市、潍坊市、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 16%、18%、22%;1-11 月青岛市户籍出生人口同比减少 21%。

 

我们呼吁,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,让更多的人想生、敢生,提升总和生育率到 1.8 左右。

 

摘要

中国 70 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:人口危机临近。

1)生育政策演变: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,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。

1949 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:一是 1949-1953 年鼓励生育阶段: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。二是 1954-1977 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:从节制生育到“晚稀少”政策。三是 1978-2013 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:独生子女政策、“一孩半”政策、“双独二孩”政策。四是 2014 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:从“单独二孩”到“全面二孩”。

 

2)生育情况演变:生育率走向低迷,全面二孩效应消退,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。

1949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,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代之前的 6 左右,降至 1990 年的 2 左右,再降至 2010 年后的 1.5 左右,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。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,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,2018 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 1500 万以下,即减少 13%以上。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,2030 年 20-35 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 年减少 31%,其中 25-30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 44%;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 2030 年将降至 1100 多万、较 2017 年减少 1/3。与国际相比,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,当前不仅远低于 2.45 的全球平均水平,还低于 1.67 的发达国家水平。

 

3)低生育率影响:人口即将见顶,老龄化加速,剩男问题日益严峻,人口红利消失。

中国人口将于 2024-2031 年前后见顶,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。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,人口年龄中位数从 1980 年的 22 岁快速上升至 2015 年的 37 岁,预计 2030 年将升至 43 岁;2017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 11.4%,预计到 2050 年达约 30%,届时每 3.3 个中国人中将有 1 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,养老负担日益加重,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。出生人口性别比 1982 年开始逐渐失衡,特别是在 1990-2010 年期间一度超过 120;“剩男”问题日益突出,2015 年已超 2000 万,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,9 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,到 2040 年“剩男”规模或达约 4000 万。15-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 2010 年达峰值,人口红利消失,中国“未富先老”;消费受人口结构冲击且消费结构的“银发经济”特点将日益突出;主力购房人群 2013 年达峰值,房地产投资已过长周期拐点。

 

为什么不生?——生育基础削弱、生育成本约束。

1)生育理论: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,再到成本约束

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,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: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,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,总和生育率多在 6 以上。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,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,总和生育率从 6 以上降到 3 左右。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,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,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,总和生育率大致从 3 降到 2 左右。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,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 2 以下,低于意愿生育水平。

 

2)晚婚晚育、单身丁克、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。

中国结婚率 2013 年见顶后持续回落,离婚率持续攀升;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,1990-2015 年平均初育年龄从 24.1 岁推迟至 26.3 岁,主要初育年龄从 20-27 岁推迟到 22-29 岁。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,“剩女”规模快速增加至约 600 万,且约 6 成在城市,学历越高“剩下”的概率越大。此外,丁克家庭、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。

 

3)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、养老负担、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,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。

房价快速攀升,2004-2017 年房贷收入比从 17%增至 44%;教育成本明显攀升,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,1997-2017 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 95%降至 44%。医疗费用持续上升,1995-2017 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 22.4 倍,远超可支配收入 9.2 倍的涨幅。中国独生子女约 1.8 亿,“四二一”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。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,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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